主页 > 新闻门户网 >许宝强 X 李维怡 X 黄飞鹏︰「卑躬屈室」,有乜可能? >
许宝强 X 李维怡 X 黄飞鹏︰「卑躬屈室」,有乜可能?

2020-08-06


许宝强 X 李维怡 X 黄飞鹏︰「卑躬屈室」,有乜可能?

不妨想一想,怎样的居住环境,能让我们住得舒适,活得快乐。是居所的大小?是一起居住的人,例如家人、伴侣、朋友,或是猫?抑或,是一扇可以看到风景的窗?现在尝试把这个理想的居所放在香港里,你和这个居所的距离有多远?


在香港这个搵楼难、租价贵的城市,理想居所似乎并不容易。香港文学馆早前举办的「卑躬屈室」文学季讲座,邀来文字耕作者李维怡、岭大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许宝强、独立电影导演黄飞鹏,由何洁泓主持,谈到不少有关香港居住问题的看法,且看怎样抵抗卑躬屈室。


李维怡: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个归属

李维怡是一位写作人,亦从事影像艺术普及化、城市土地运动等组织工作,与旧区街坊一起创作纪录片,无论在社区里,或是写作上,她常常触及居住的问题。「为何要说『屋』的主题?因为是非常重要的,每个人心里都需要一个自己的地方,可以是屋,可以是写作或电影,是一些让人附属或归属的东西。」她说。


讲座主题让她想到三个相关的字:穷、困、浮。这三个字指向各种生活状态,譬如「穷」字是一个屋顶下面有一个人弯着身体,「困」字可以联想到古时女人无法从屋里走出来而写的闺怨诗,「浮」则指向一众流徙的人,包括移民、难民、移居工人等。李维怡想起杜甫的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〉──「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,风雨不动安如山!」──「由唐朝到今天,穷人都没有居所,令人悲叹。」她说。


不少香港的文学作品也有写及人的居住环境,如五十年代,电影《危楼春晓》里的板间房,侣伦小说《穷巷》写到没有住所会被当成无业游民,赵滋藩的《半下流社会》也有写到调景岭的低下阶层生活。她又提到自己的一篇小说〈挤〉,故事以大磡村为蓝本写到往时香港的寮屋区。「为何会有寮屋区?因为当时港英政府需要劳动人口来推动工业发展,因为没有提供任何房屋,人们便自行沿山边兴建木屋。到收地的时候,就会放火。」「怎样放火?把老鼠的尾巴点燃,然后放进木屋区。对人和动物都非常残忍。」


后来主人公搬到顺利邨,形容为让人联想到跳楼的井字型公屋,但七十年代如此的住屋环境,也让社群慢慢建立起来。到八十年代,西西的〈玻璃鞋〉已经写到港人逼在同一居所里,「削足适履」的居住状态。


除了实质的住屋环境,「屋」还可以延展到人的内在部份。韩丽珠的小说〈坏脑袋〉是有关一个难民偷渡到号称「自由」的城市里,然后被安排住在大型家俬店,作为陈列品的一部份,原因是主人公拥有丰富的被窥视的经验。对李维怡而言,这种「被窥视的经验」不一定来自政府,也来自人的主流意识。这是从事文艺、社会运动的人都要面对的,譬如文艺在商业社会里是「无用之物」,从事相关工作会被质疑:有甚幺用?有甚幺价值和意义?「然后会发现,你被质疑得最多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你的『家』,你可以安心发展自己的地方。有些真心爱你的人,却会质疑、监视你。」


她又说,庆幸在「反移民」的浪潮里,有文艺人见到「无权势的移居者」的处境,并思考人在这种处境底下的生活:「文艺关心『人』是怎样的,你活在一个处境里是怎样的,而非首先判断一个人是好或不好,对或错。人与人之间可能首先需要这些东西。」


「到最后我们如何面对这个社会呢?甚幺是好的生活?如何不再被困?如何令大家不再那幺『浮』地生活?如何让大家走在一起?靠的是互相指摘,分对错与好坏,还是可以找到一个共融的空间?当然,我说的都是无权势者之间。」


黄飞鹏:试想手上有两亿,你会买怎样的屋?

「试想手上有两亿,你会买怎样的屋?」黄飞鹏首先问这个问题,然后向大家展示数张照片,都是他曾拍摄过的香港大屋,「如果不是拍摄的缘故,我应该永远都不会进入这些大屋。我很想让大家看一看有钱人住的是甚幺地方。」照片里,有各种豪华的装修,非常长的沙发和桌子,开放式厨房,和室外空间。他形容其中一间大屋「没有人的气息」,原来是给有钱人用来开派对的。


然后黄飞鹏公开其中一间大屋的价钱:月租八万。「这些大屋让我想起,我在这些空间里会感到高兴吗?刚才维怡说到『发展自己的空间』,我在这些大屋里却感觉不到空间的发展,例如因应兴趣而发展出来的空间。」正常人在家里发展兴趣似乎都是奢侈的事,譬如一张书写的桌,或结他,彷彿它们很容易就会破坏了整个空间的布置;大屋很大,内里却都看不到这些发展。


「我觉得这是我们之间的距离,没办法看穿彼此──为何对方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居住?」他说,「那些大屋只令我感觉到一大片的空白,没办法填满。即使它们看起来很大,很美。」


黄随后播放自己的作品《最后的地图》的选段。选段里有一幕,一班小学生在玩一个城市发展的模拟游戏,当老师问「如果没有足够土地兴建你们的家,要怎幺办」,学生纷纷举手答「发展新市镇」、「填海」、「发展农地」、「旧区重建」。他提到,拍摄前,这些孩子确实有像背书一样把片段里的答案说出来:「当我问『大家知道香港有农田吗?』,他们会答『香港已经没有农田了,食物都是由外地进口……』」在试拍时,孩子争相把自己手上的「楼」模型放在有海景的地方上,「我不知道是哪一边首先出现,是我们的教育,还是他们真的认为海景很美。」


他又提到,影片之所以名为「最后的地图」,是因为每个人都在居住的地方掌握着自己的地图,简单如哪间餐厅好、哪里适合憩息,但每一次迁离或拆除都会把所有事情抹去。「近年搬屋多了,发现是很痛苦的,不只是搬运,而是要从新适应整个社区。很多索引不想拿上身,因为你觉得随时,很快,只要业主加租就要离开。」


影片也有情节讲述一班年轻人在工厦建立工作间,开始「共居」生活,其实是黄自己的影射。他曾跟超过八个朋友一起在工厦居住了五年,原因是生活空间狭窄:「香港很难进行拍摄工作的原因,就是因为很多空间只能这样,不会有地下室或车库。我觉得不应该这样,开始与朋友的共居生活。」


「不应该这样」,指向的是更大的可能性与欲求。黄说,搬离一段时间后回想,发现当时的空间没有一个可以自己静静地哭的地方。这其实也是一种对空间的欲求。「『卑躬屈室』不只是住屋环境,而是一个生活的蓝图,对上一级就是城市规划。」他提起,观塘发展曾有「第二个中环」的说法,他反问为何我们需要另一个中环?难道不能有其他的可能?「我想大家想起刚才的两亿。其实,每当我们选择购买这些屋,某程度上都在容许这些价值发生。」


许宝强:经济学就是文学,广告就是诗学

读政治经济学出身的许宝强开始时自言「很少出席文学活动」,但他立即打出一句精警说话:经济学其实是文学。


经济学与文学两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,为何可以放在一起?许说,文学如小说是在说故事,经济学也是说故事,但表达方式可能是图表。回应黄飞鹏提到的「背书」,他认为是吸收了经济学「童话」的缘故:「这些都是经济学家作出来的『童话』:从前有座山,山旁有个海,海边起豪宅,豪宅便会升值。还有一个很好的供求曲线,所以有人会说处理房屋问题便要填海、造地,意思就是增加供应,因为人口众多、需求庞大,不增加供应就无法解决需求。」


他又说,其实文学在社会里非常有用。据一些美国大学调查,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不是工程、经济、商业等学科的学生,而是文学、文化研究。「原因是,商业卖的不是工程结构或物质,楼盘广告从来没有见过一层楼,而是一对漂亮的男女,有湖山江色,动听的音乐。它们卖的是生活价值和意义,所以会请维怡、飞鹏这种人,写各种文宣和广告。」他说,「如果经济学是社会里的文学故事,广告则是房屋的诗学,它针对的是我们的情感和慾望。」



小时候,他曾跟一家人住在板间房,但大部份时间都在外面的公共空间玩耍,他形容,是友善的城市设计补偿了物质条件的不足。所谓「卑躬屈室」,影响的不只物质条件,也有文化价值、社会关係等。当时他们理解的「脱贫」是上公屋,有户外空间和西瓜波,从没有跟海景扯上关係。「海景=增值」的想像并非天然,而是由经济学的文学、广告的诗学构成的文字世界。


而这一切都与「经济化」有关:把人与人的关係转换成物质计算,根据经济学的「童话」决定甚幺有价值,甚幺是合适的房屋等。从经济学来说,这些都是「人生」,是「命运」,供求曲线是自动走出来的,人人为自己天经地义,冥冥中有主宰,没有人需要负责,包括政府。它还有另一个名字:自我调节的市场。说到底,这是一个没有人需要负责的故事:「总是『市场说甚幺甚幺』。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识这位『市场』,我就不太熟悉了。」


「经济化」的结果,是以经济效益(交换价值)冲量物质空间,所以买楼是一种投资,未必实用,只是非常「保值」。究其实,决定一个好的居所的因素可以是同住的人之间的关係、周遭的环境、生活品质(使用价值)等,而非海景;也不单单是一个房间,而是一整个空间,又跟城市规划有关。


「居所是生活的场所,是人与人关係的建立的地方。居所是人邻关係的总和。」他说,「这样的话,重要的就不只是居住的形式如何令我们不用『卑躬屈室』,而是整个关係网络。要改变经济化的想像,就需要另一种扩展居所的想像。」


想像生活的更多可能

紧接的对谈环节,李维怡提到自己曾参与创作的纪录片《街道给我们的情书》,指街道其实也可以作为开展生活的空间,促进人与人的沟通。「小朋友在街上要面对很多人,困在家里就只是打机、看电视,没有交流。」她认同在街上长大的小朋友会比较习惯沟通,算是一种磨练,「不习惯交流是不会有『人邻关係的总和』,发生冲突时就只有对错,没有讨论的空间。亦因此很难发掘世界,只会去想自己脑里的东西。」


黄飞鹏回应指,正是因为缺乏空间,令人们可以选择的兴趣失衡,「在街上也没有小朋友一起玩」,很多人因而转到网络空间。但他也会反思,这种想法是否只是以自己的价值观判断别人,网上世界可能并非片面的,「网民」其实也是一种身份,可以连结更多人,产生新的价值。


许宝强则补充,劏房等问题是需要解决的,但房屋问题过于集中在居住形式上,就如「经济化」会限制我们的可能性,很多生活想像就没有办法开拓出来。他说,2014年的佔领运动,人们住在金钟、旺角的街道上,「可能都是不错的人邻关係」。如果这种生活形式成为可能,有些人可能就不会选择上公屋。而文学世界正正是这种开放、多元的生活想像。


李维怡也同意想像力的重要性:「其实大家一起瞓街不好吗?那幺多屋买了又没有人住,没有人想过可以佔领豪宅。大家被房屋压迫得那幺厉害,也从来没有二百万人出来反对地产霸权。」


黄飞鹏最后补充,想像的发生从来不是世界给予你的,而是自己给予自己:「假设你有一层楼,你会不会低于市价租出来?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,就是你可不可以。」最近的反送中运动里,人们渐渐发现打你的不只是中共,也有让警察进入商场的新鸿基,其实,生活从来都是政治,而我们早早就做了选择。「那幺我们就一起做一些事吧,如何去杯葛他们。事情不会只靠一场运动和一群人就做到。」他说,「以往常常说『香港人善忘』,要解决这种善忘,我们就要很小器,小器到底,不要让自己成为被人小器的那边。」



上一篇:
下一篇:


相关文章
今日焦点
一周热榜